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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文史馆副馆长、馆长

2019-05-22 07:35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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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柏翠,曾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政委、党代表。被开除党籍后,1949年5月又组织闽西义勇军起义,迎接解放。解放后,拥护中国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党的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86年1月重新加入中国。

  ,福建上杭县人。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同盟会。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现东京都法政大学)。1927年8月加入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杭北四区支部书记,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闽西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团长、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经济部部长。1930年被开除党籍。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政府永定县县长、福建省保安第十一团代理团长、宁化县县长,福建省参议员。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组织闽西地方军政人员武装反蒋起义准备,任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闽西。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部高级参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院长、野牛冲锋枪省政府委员,福建省文史馆副馆长、馆长,福建省第四届政协常委,第三、四、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委员会福建分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顾问。1986年1月重新加入中国。1993年1月30日在福州逝世。

  1914年赴日本留学,加入中华革命党,他在青年时代参加过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斗争。

  1926年任上杭县党部秘书兼代理常务委员,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先后任中共上杭北四区支部书记,区委组织部部长。

  1928年6月参与领导闽西上杭蛟洋农民武装起义。不久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参与领导成立红军闽西第七军第十九师,任第五十五团团长。

  1929年春率部配合红四军入闽作战,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6月由闽西地方红军组成红四军第四纵队,担任司令员、政治委员。7月任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0月改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兼上杭县赤卫总队总队长,并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率部参加巩固发展闽西根据地的作战。

  1930年3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经济部部长。同年12月因与中共闽西特委领导有不同意见,拒绝工作。后被指控组织“社会”,开除中共党籍。

  1931年3月率部分地方武装脱离革命队伍。此后组织地方保安队,自任总队长,实行地方自治。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政府永定县县长、福建省保安第十一团代理团长、宁化县县长,福建省参议员等职,曾同中国领导的闽西游击队达成联合抗日的协定,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斗争。

  1949年5月率领地方武装起义,任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闽西。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部高级参谋。

  1985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为他的“社会”问题平反,1986年1月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1993年1月30日在福州逝世,享年98岁。

  会前,曾同傅柏翠作过交谈,通知他出席会议。因家务缠身,他未能按时返回参加会议。一些人议论纷纷,结果他的前委委员落选。傅柏翠得悉后,情绪极为低落。

  毕竟是文武兼备不可多得的人才,对他格外器重赏识。后来,曾专程赶往蛟洋耐心劝慰道:“闽西有些同志对你有意见,说你态度消极,爱看旧书。我的意见,你最好还是回部队去。如果不愿带兵,可以做些别的工作。爱看旧书,前委有一些没收来的书,我们可以一起看。红四军准备组织一个社会调查委员会,你来当主任。”傅柏翠那一时期受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听不进的真诚劝告。他借口道:“我粗心浮躁,不习惯做细致的填表、写报告的工作。只想在家乡组织共生产、共消费的农村共家团,敌人来了我就同群众一起打游击。”见劝说无效,只好告辞。

  中央红军即将投入新的战斗,临行前特意将快分娩的妻子贺子珍留在蛟洋,拜托傅代为关照,同时再次劝傅最好还是随大部队一起行动。傅柏翠还是无动于衷。

  不久,以邓子恢为书记的中共闽西特委,确定召开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准备组织建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大家仍推选傅柏翠担任大会筹委会主任。他因对某些人有意见,竟意气用事,借口“能力有限”,拒绝组织上安排,坚持搞所谓“农村共家团”试验,并多次写信给邓子恢,认为“农民要求的主要不是土地分配,而是要求发动共家运动组织共家团”,指责邓子恢、陈毅等在闽西进行革命是“犯了盲目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帮助傅柏翠转变错误的思想,邓子恢、蔡协民等多次同他谈话,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但谈话毫无效果。

  傅柏翠在闽西地区毕竟是有影响的人物,而且立下过赫赫战功。因此,1930年3月中旬,闽西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仍把他作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邀请他出席开幕式。他却拒绝参加。会上,代表们以大局为重推选他为闽西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经济部部长,并派特委领导人再三对他做思想工作。他一概拒绝,而且与闽西特委领导人的分歧逐渐扩大。

  同年8月,张鼎丞按中央指示,多次通知他到特委机关工作,他拒不到职。中央又改为通知他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又借口“不习惯机关工作”、“路途远,不安全”等理由,加以推辞。1930年底,党中央派邓发同志到闽西主持召开闽粤赣边区党代表会,研究成立边区特委会和边区军事委员会,由邓发任特委会书记兼军委主席。傅柏翠是大会代表,但他再次拒不出席会议。这更引起闽西特委许多同志的不满,会上人们把他一系列的表现联系起来分析,主张开除党籍。有人甚至列举了他的“十大罪状”。邓发认为不妥,不愿激化矛盾,说“这样影响不好”,竭力做说服工作,然而并未获得众人支持,最终还是通过了开除傅柏翠党籍的决定。

  就在同一时期,闽西地区发生了一起政治事件:一天,新红十二军召开大会,隆重纪念国际运动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会议主持人介绍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曾经是共产国际和社会领导人。有几个文化程度低的战士,误认为第二共产国际和社会全是革命者,突然盲目振臂高呼“拥护第二共产国际”、“社会万岁”。那时正是苏区搞肃反、大抓“AB团”和“社会”的高潮时期。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将他们逮捕,大搞“逼供信”,几个战士被诱逼,“供认”傅柏翠是“闽西社会特委书记”。“肃反委员会”立即把傅柏翠领导的古蛟地区视为“社会巢穴”,不承认那里是苏维埃根据地的组成部分,而且命令红军部队捉拿傅柏翠。1931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调集红军和赤卫队开始向古蛟地区挺进。傅柏翠深感事态严重。他左右为难,最终下决心动员群众暂时转移上山,避免正面冲突。然而事态发展并不如愿,因为古蛟的一部分群众毫不理会傅柏翠的劝告,纷纷主张“武装自卫”。

  傅柏翠已控制不了当时的局面。于是可怕的悲剧发生了,红军和当地的群众开了火。傅柏翠率自卫军边抵抗边撤退。在撤退还击过程中,自然也造成了红军战士与当地群众的伤亡。不久红军因反击蒋介石发动的“围剿”,从古蛟地区撤离,傅柏翠才率农民自卫军返回家园。经过几个昼夜的反复思索,他终于振作精神,为自己和古蛟群众设计了一条“出路”:一、要保留劳动群众已分得的土地;二、要继续实行婚姻自由;三、青年轮流当兵,参加自卫军,维护社会治安,保家卫国。

  “古蛟事件”发生后,反动派一度幸灾乐祸,运用报纸大肆渲染,散布“闽西内部残杀,傅柏翠已进入社会,联络北四区民众实行反击”。王明“左”倾领导也火上浇油,指示闽鄂赣边委:“你们必须了解傅柏翠的反革命作用”,“军事方面必须设法解除傅柏翠的武装,恢复北四区的根据地”。这就把傅柏翠进一步推向了对立面,傅柏翠的个人命运也由此变得更加复杂了。

  1931年初夏,驻扎在龙岩城的第十九师杨封年旅长趁傅柏翠迷茫之际,派人表示意欲收编其部队。傅柏翠为求生存,决定在“互不干涉对方政治”的前提下,与杨部建立军事、交通联系。古蛟农民自卫军改称国民政府杭、岩、连边界保安总队,傅柏翠任总队长,他由此迈出了向靠拢的第一步。为应付当局,时而也有言论。但他始终只求拥兵自卫、固守古蛟,不向其他地区扩展,更拒绝与红军作战,致使当局认为他有“通共嫌疑”。

  一年后,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出面要求傅柏翠出任县长。傅柏翠曾以种种借口婉言推辞,方声涛不甘罢休。最后傅柏翠以对方允许“古蛟地区实行耕者有其田,保持分田制度不变”等条件,答应就任县长。

  这一期间,仍时时挂念着傅柏翠。同年6月,率红一军团再次转战闽西,途经上杭县白砂镇时,曾向白砂区委的同志询问:“傅先生近来有什么动向吗?”区委同志如实告知:“他拥兵自卫,仍在古蛟独占一方,与我们没有什么冲突。”听后长叹一声,不无惋惜道:“顺其自然吧,只要相安无事就好。”

  在古蛟地区,他将苏维埃时期建立的各项制度加以改造,然后进行政治、经济、文教、社会福利、武装和治安等方面的建设。他以农民联合会取代了苏维埃代表会;以农民自卫军确保社会治安,捍卫分田制度,反对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他还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部下,要求大家关心群众利益,致使许多人说他是“白皮红心”。

  傅柏翠同周围苏维埃根据地及红军游击队,则始终保持友好关系。双方通过秘密谈判,达成协议,确定消除对立,相互协作,互通消息,一致抗日。在发动“围剿”红军游击队时,傅柏翠保持“中立”,既不对红军搞经济封锁,也不实行粮食禁运。有时还主动提供粮食、药品和生活用品。

  解放战争开始后,解放军连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随即挥戈南下。

  傅柏翠同当局原先就貌合神离,他当机立断,与龙岩行政专署专员、原十九军少将李汉冲商谈对策。他们决定秘密行动,联络各方人士,为率部队起义创造各种条件。

  1949年1月,李汉冲即秘密赴香港,会见中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商谈起义有关事宜。

  5月1日,闽西军政要员纷纷应约到傅柏翠家中出席秘密会议。傅柏翠明确表示:“现在只有向投诚才是唯一出路!”他还提出“快步投降”的口号,强调“要快,切不可错过时机”。到会官员一致推选傅柏翠、李汉冲二人领衔主持起义。

  随后,上杭城内外到处都张贴了布告,宣布闽西起义。傅柏翠还以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的名义,致电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配合闽粤赣边区解放军行动,实行新民主主义,服从中央领导”。

  为了对付傅柏翠的起义行动,急令向南溃逃的胡琏兵团围攻起义部队,重金悬赏捉拿傅柏翠等人。在既无援兵又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傅柏翠等只好弃城上山打游击。直到8月,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与闽粤赣边区纵队胜利会师,傅柏翠才指挥3000人的部队走出山区丛林。

  解放后不久,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电邀傅柏翠去福州工作。龙岩地委书记伍洪群特地拜访并向他转达主席的关怀和问候。询问张鼎丞,闽西傅先生在哪里,如果身体还好,叫他出来工作嘛。

  根据张鼎丞的建议和傅柏翠在留学时学过法律、做过律师的经历,傅柏翠被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政府委员。

  1959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赴京出席政协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设宴招待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傅柏翠时年65岁,应邀出席。周总理记忆力极强,一见面就认出了傅柏翠,热情地上去握手说:“这是闽西的傅先生,你我是老相识了,南昌起义军到上杭时,你和罗明为我们办了许多事。今天我们又一同走上康庄大道,该干一杯吧!”接着,周恩来又兴冲冲地拉着傅柏翠的手去见陈毅,他大声招呼陈毅:“陈老总,你看谁来了?”陈毅抬头一看,立刻以四川口音说:“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闽西傅先生嘛!听说你在闽西领导起义立了大功,又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了。欢迎,欢迎!”陈毅同周恩来等高举酒杯向傅柏翠敬酒:“请傅先生干一杯,祝你健康长寿!”傅柏翠激动万分,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回到住所后,立即赋诗一首:

  当“文革”袭来时,傅柏翠已到古稀之年。然而傅柏翠始终不弯腰,他写道:“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他们是真正的员,我十分敬佩他们。”“陈丕显江一真是我介绍入党的员,他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优秀、声纳显控台勇敢的红军战士……”“造反派”无可奈何,押送他到古田县平和农场劳动改造。

  20世纪70年代初,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惦记着“闽西大名鼎鼎的傅先生”,特意委托到福建视察工作的,查问傅柏翠等人的情况。在的直接过问下,傅柏翠才得以从农场“释放”,重新安排省文史馆馆长等职务。

  1983年,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终于战胜了他自尊的杂念,他交出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谭善和时任福建省委的项南同志一直持积极慎重的态度,他多方拜访,听取意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终于在各方努力下,在当地就傅柏翠的重新入党的问题逐步统一了认识。

  1986年元旦刚过,福建省政协党组织讨论通过了傅柏翠的入党问题。年逾90高龄的世纪老人重新回到党内,成为一大喜讯。1993年元旦,享年98岁的世纪老人傅柏翠辞世而去。

  福建省政协主席袁玫在党支部大会上作的介绍可以算作傅柏翠一生功过的总结:“傅柏翠早年参加过中国,担任过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党代表。1930年开除党籍后,虽曾任保职,但1949年5月又组织闽西义勇军起义,迎接解放。解放后,他拥护中国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党的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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